略谈商周青铜釴【王祁】

颁发于2018年-4月-25日  0条批评 

【作者】王祁

中国社会学习院考古学习所博士后活动站

据大河口霸国坟场M1017挖掘简报,该墓出土一件“方簋”(图一)[1],长方形,敞口,方唇,斜腹内收,高圈足,腹两侧附耳,器底有铭文四行三十字(图二):

唯正月王祭 于氐,大奏。王赐霸伯贝十朋,霸伯用作宝 ,其万年孙子子其永 宝。

该器自名为“ ”,简报释其为“釴”。《尔雅》曰:“鼎绝大谓之鼐,圆弇上谓之鼒,附耳外谓之釴,款足者谓之鬲。”据此,王子杨师长教师以为“釴”便是西周时代一种特别形制的附耳鼎,所谓“霸伯方簋”该当改称“霸伯釴”[2]。此说甚确,但王师长教师又说釴是方鼎之属,则求之过深。现实上,这类釴鼎首要风行的时候并不是西周,而是晚商,“霸伯釴”不过是釴鼎的初期形状。

一、晚商方形器与霸伯釴的干系

在晚商时代,有一类曩昔被称为“方形器”、“烤炉”、“卢形器”、“方簋”、“方盘”的容器(下文暂以“方形器”代称),其大抵的外型是长方形、直腹或斜腹内收、附耳、圈足,以下面几件挖掘品:

殷墟小屯五号墓出土的“司母辛”方形器(图三),1件,方口平沿,腹部两侧有上翘的拐尺形鋬,鋬上有兽头,高圈足,圈足周围正中有弧形缺口各一,口下一边内侧有“司母辛”铭,通高7.8、口径12.2×12.8cm,重1.1千克[3]

殷墟郭家庄M160“方形器”(图四),1件,侈口方唇窄折沿,浅腹斜直,腹部短边各有一对兽头环耳,与一綯索状环把相套合,高圈足,圈足四边中部出缺口,无铭文,通高20、口径37.2×31.5cm,重10.3千克[4]

殷墟铁三路M2118“方形器”(图五),1件,方唇折沿,沿面斜平,直腹较深,在短边腹上各有一环耳,与一綯索状环把相套合,高圈足,圈足四边各有一圆角长方形缺口,器底有烟炱,无铭文,通高15.2、口径35.5×30.6cm,重8.85千克[5]

别的,另有两件传世方形器,其一是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的射妇桑方形器(《集成》10286),直口直壁,两侧附耳,圈足周围各出缺口,内壁有铭文“射妇桑”,通高15.7、口径27.6×26.1厘米,重7.2千克[6];别的一件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束方形器(《集成》10011),折沿附耳,浅腹直壁,高圈足,圈足周围各出缺口,内底有铭文“束”,通高14.9、宽41.5cm,重6.82千克[7]

以上方形器,与霸国坟场M1017霸伯釴既有不异的处所,也有差别的处所。不异的处所有四。其一,以上方形器外型特色是长方形、高圈足、附耳,这与霸伯釴外型是较为分歧的。其二,以上方形器的尺寸、分量有一个较大差别,“霸伯釴”通高13.5、口径23×15.3cm、重2.355千克,落在方形器尺寸、分量变化规模。其三,殷墟三件墓葬出土方形器皆单件出土,与“霸伯釴”不异。其四,殷墟郭家庄M160方形器与铜甗、大圆鼎一路放在墓室一角,霸伯釴则与两件圆鼎一路放在墓室一角,申明方形器在墓葬中的地位与器物组合大致分歧。但方形器与霸伯釴也有外型差别的处所,这首要表现在方形器圈足出缺口,而霸伯釴无。但这类差别既可以或许是时代构成,也可以或许是同类器物差别器型致使。如西周青铜盨,既有没出缺口圈足盨,也出缺口圈足盨[8],圈足是不是缺口,并不影响盨的命名。因此,从晚商方形器与霸伯釴首要器型特点动身,两者该当是统一类器,都可称为“釴”。

小屯五号墓“司母辛”釴的年月是殷墟二期,郭家庄M160釴的年月是殷墟三期,铁三路M2118釴的年月是殷墟四期,射妇桑釴与束釴都是商末周初铜器。可见,釴的首要风行年月是晚商。由于霸伯釴的呈现,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晓得釴的持续最少可以或许到西周中期。

别的,晚商另有一些方形陶器,也是值得注重,最典范的例子是著录在《殷虚器物·甲编·陶器》的一件被称为“肆足器”的陶器(图六)[9]。该器出自斜三东正,方形、斜腹内收,有圈足,圈足出缺口,器型古朴厚重,与铜釴的差别是无附耳,这该当是材质差别致使的。以是这件“肆足器”该当是陶釴。

二、釴的功效

釴属于鼎类,这是文献中明白记录的,该当题目不大。但鼎是铜器大类,鼎形器功效良多[10],并缺乏申明釴的功效,以是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还须要其余资料进一步考据铜釴的功效。在这里,有一件初期铜器铭文可以或许给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一点提醒。战国中期十四年陈侯午敦:

唯十又四年,陈侯午以群诸侯献金,作皇妣孝大妃祭器 敦,以蒸以尝,保有齐邦, 永久毋忘。(《集成》4646、4647)

这件铜器自名为“  敦”,“ ”与“敦”连称,“ ”可以或许有三种诠释,第一种诠释是“敦”的描述词,第二种诠释是一种与“敦”功效近似的铜器,第三种诠释是与敦构成组合干系一种铜器[11]。在第一种情形下,徐中舒师长教师将“ ”释为“ ”,有坳坎窳下之意,用于描述敦的两个半圆球[12]。可是,与十四年陈侯午敦同铭铜器另有陈侯午方座簋(《集成》4145),该簋的自名也是“ 敦”,其自称为“敦”该当与敦发源于簋[13]或敦簋功效分歧有关,若用“坳坎窳下”来描述方座簋,那天然是不适合的。并且,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中的“ ”、“ ”(敦)二字都是金属旁,“ ”不大可以或许是修遁词,更可以或许是青铜器的专名。

既然“ ”可以或许是青铜器专名,这类“ ”器之以是可以或许与“敦”连称,不外乎“ ”与敦功效分歧,或“ ”与敦构成组合干系。事实会使哪种?这就须要经由过程释读“ ”字来进一步判定了。“ ”从“金”从“ ”,右侧的偏旁并不能释为“曳”字。“曳”,《说文》篆誊写作“ ”,马王堆《老子·乙》写作“ ”,皆从臼,与“ ”中部写为“田”形不类。“ ”不能释为“曳”,却与“弋”字较为靠近。“弋”在西周金文中写作“ ”(《集成》246)、“ ”(《集成》2824)、“ ”(《集成》2838)、“ ”(《集成》5424),与“ ”字去掉中间的圆圈完整一样。裘锡圭师长教师在考释“弋”字时曾指出,“ ”(《合集》5673)、“ ”(《合集》5746)、“ ”(《合集》19088)、“ ”(《合集》20146)、“ ”(《合集》20607)、“ ”(《合集》37473)皆是“弋”字[14]。甲骨文中“弋”字的简化,正与金文中由“ ”到“ ”的繁化近似,“弋”字中间的圆圈起到润色感化。这申明,“ ”很可以或许是“弋”的异体字。因此,本文将“ ”字释为从金从弋的釴字。

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自名为“釴敦”,但釴是鼎属,与敦功效差别,也不存在演化干系,以是“釴敦”不会是由于功效近似或存在演化干系或读音靠近而连称。相反,敦与簋干系紧密亲密,“釴敦”实在该当是战国时代较为罕见的鼎敦组合,这类组合的前身是鼎簋组合。也便是说,“釴敦”连称,实在是基于组合干系,近似的例子有鼎簋连称(如 伯鼎、 伯簋)、盘盉连称(如王仲皇父盉)等。这对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熟悉青铜釴的功效是有赞助的。正如十四年陈侯午敦与与陈侯午方座簋铭文所示,“釴敦”的感化是“以蒸以尝”,近似的铭文多见于鼎、甗、簋、敦四类器,如西周初期姬鼎“用蒸用尝”(《集成》2681)。簋、敦是盛器,对应着铭文中的“尝”字;与之比拟,鼎、甗天然是蒸器,以是年龄初期陈令郎叔原父甗才有“用蒸稻粱”(《集成》947)。从这点看,与簋、敦搭配的“釴”很可以或许也是指蒸煮粢盛的蒸器,以是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能力在殷墟铁三路M2118铜釴器底看到烟炱。

三、小结

按照下面的阐述,本文以为,釴是风行于晚商时代并持续到西周中期乃至更初时代的一种蒸器,首要用于蒸煮粢盛,与簋、敦构成蒸尝组合,但不解除蒸煮肉食的可以或许性。釴的载体有铜、陶两类,今朝发明的铜釴较多,陶釴较少。釴的器型较为牢固,特点是方形的器腹、器腹两侧的附耳、高圈足,跟着时代的推移,西周中期成长出一种圈足缺口的铜釴。

图一 大河口霸国坟场M1017出土霸伯“方簋”(《考古学报》2018.1)

图二 大河口霸国坟场M1017出土霸伯“方簋”铭文(《考古学报》2018.1)

妇好墓 -

图三 殷墟小屯五号墓“司母辛”方形器(《王后母亲女将》212页)

选集3·图161弦纹炉

图四 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方形器(《中国青铜器选集·3》图161)

铁三路 (2)

图五 殷墟铁三路M2118“方形器”(《考古》2015.8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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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六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(《殷虚器物·甲编·陶器》图录14)

【正文】

  1. 山西省考古学习所、临汾市文物局、翼城县文物游览局结合考古队,山西大学南方考古学习中间:《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坟场1017号墓挖掘》,《考古学报》2018年第1期。
  2. 王子杨:《大河口霸国坟场M1017出土青铜铭文资料的几点熟悉》,意甲最好用外围盘口 学习室2018年3月9日,http://bworkin.com/blog/archives/9917.html。
  3. 中国社会学习院考古学习所:《殷墟妇好墓》,文物出书社1984年,第92页。
  4. 中国社会学习院考古学习所:《安阳殷墟郭家庄商朝墓葬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书社1998年,第104页。
  5. 中国社会学习院考古学习所安阳任务队:《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代制骨作坊遗迹》,《考古》2015年第8期。
  6. 吕常凌主编:《山东文物精萃》,山东美术出书社1996年,第110页。
  7. 故宫博物院编:《故宫青铜器》,紫禁城出书社1999年,第156页。
  8. 张懋镕:《两周青铜盨学习》,《考古学报》2003年第1期。
  9. 李济:《殷虚器物·甲编·陶器》,台北中心学习院汗青说话学习所1956年,第72页。
  10. 张亚初:《殷周青铜鼎器名、用处学习》,《古笔墨学习》第十八辑,中华书局1992年,第273-315页。
  11. 陈剑:《青铜器自名代称、连称学习》,《中国笔墨学习》第一辑,广西教育出书社1999年,第343-346页。
  12. 徐中舒:《陈侯四器考释》,《徐中舒汗青论文选辑》,中华书局1998年,第408-409页。
  13. 陈芳妹:《盆、敦与簋——论年龄早、中时代青铜粢盛器的改变》,《文物与考古》1986年第3期。
  14. 裘锡圭:《释“弋”》,《裘锡圭学术文集·甲骨文卷》,复旦大学出书社2012年,第67-7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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